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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 我觉得(老舍自杀)很可能,因为他这个人脾气很硬。我总觉得他一定会跳水死,他的小说死的人差不多都是跳水。我想,他这个人受不了多少委屈,他受欢迎时, 听的全是称赞的话,他也惯了,他被人打是受不了的。所以我听说他死,我一点都不奇怪。他的脾气跟人不一样,他受不了一点委屈。还有,那时候夸他的人也多, 从来没有一个人说他不好。
傅光明:您与巴金有着几十年的友情,这几年,每逢您生日,他都托人送来您喜欢的红玫瑰拜寿。您是非常了解巴金的,您觉得巴金是怎样的一个人?
冰心:巴老和我完全是两类的人,他的家庭背景跟我不一样。我的家庭背景是非常和睦的、快乐的。他的家庭背景是比较封建,所以他从小就对他的家庭有反感,所以很早就出去了。我们俩能一下就说得来很奇怪。他第一次来,大概是1930年初,他和靳以一起来的。他 与靳以是完全两类的人,靳以是非常的活泼,非常的能说;巴金不大说话,很沉默,脸上总是很忧郁的。所以我总说,巴金忧郁的时候就是他最自然的时候,他一贯 的表情都没有像我其他朋友那样哈哈大笑过,他总是很严肃的。我最喜欢他的就是,这个人呀,一辈子说真话,心口如一,从来就不说假话。跟我说的都是实在的 话,从心里头的话都说出来。第二个是他对婚姻问题严肃的态度,是我所有的文人朋友里所没有的。他结婚也比较晚,40岁才结婚,他对萧珊很专一、忠诚,所以 萧珊死了以后六年,他才开始写关于萧珊的事情。可见,不知他写过多少次了,最后才写出来。所以那时候有人说巴金快结婚了,我就不相信。关于这两点,是我的 朋友里所没有的,唯一的就是巴金。我的文人朋友多了,像梁实秋他们,要说才情什么的,他们都有,就是没有巴金这个专一,我最佩服他的也就是这一点,我最喜 欢他的也就是这一点。所以,巴金给我的信我都另外放起来,我另外有个盒子专门装巴金的信。巴金还有一点,他不会太褒扬他自己,吃的没什么特别,什么都没有 特别。
傅光明:巴金的为人为文主要表现为两点,一个是“真”,一个是“爱”,您觉得这两点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冰心:不说别的,就说他对萧珊的爱,谁都看得出来的,对此他写得很多。他说没有她,就仿佛没有了能够保护他的人。
冰心:
我总觉得他一定会跳水死
傅光明:巴金的“真”最好的体现是在他的《随想录》里。“文革”中,我们吃够了说假话的亏,所以巴金第一个站出来,提倡说真话,在您看来,现在说真话是不是很难。
冰心:说真话是难。我的朋友很多,说真话的人不多。就是说呀,他们有时候为了面子,或者是不伤感情不得不敷衍,随便那么说,就是巴金从来不。他跟谁都说真话。他对那个人的看法,他能对那个人当面说。越是这样,越显得他对人的真情。
傅光明:巴金很简单地说他写《随想录》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怕,怕那个灾难的时代再回来,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
冰心:从反右起,我们家就有三个右派,我的老伴、我的儿子、我的弟弟都是右派,我们是一个右派家庭。可是我就觉得这种东西长不了,因为右派的人越来越多,差不多都是我的朋友,所以我觉得长不了,果然,一下子就过去了。
傅光明:老舍在“文革”初便投湖自杀,您对他的死当时有什么想法?现在您回过头去看,又怎么想?
冰心:我觉得(老舍自杀)很可能,因为他这个人脾气很硬。我总觉得他一定会跳水死,他的小说死的人差不 多都是跳水。我想,他这个人受不了多少委屈,他受欢迎时,听的全是称赞的话,他也惯了,他被人打是受不了的。所以我听说他死,我一点都不奇怪。他的脾气跟 人不一样,他受不了一点委屈。还有,那时候夸他的人也多,从来没有一个人说他不好。他这人又很乐观,平常什么玩猫呀,什么种花啦,他很随便的。忽然有人对 他那样的批斗,他是受不了的。他觉得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地方。
傅光明:您那些年也经历了很多磨难坎坷,您坚持下来了,您是靠什么力量呢?
冰心:我就靠我乐观。我觉得对人情物理说不过去的事情长不了的。我那时也下去种棉花了,什么该着的我都劳动了,我那时劳动还受表扬呢。
傅光明:那个时候您觉得害怕吗?
冰心:我就觉得人与人之间的爱还是最重要的,那时人们都不敢表示就是了。其实我们私下在一起,还都是彼此相爱的,都是通情的,就是不敢表示,不敢在红卫兵面前表示。我这九十年经历的太多了,凡是违背人心物理的事情绝弄不长的。
傅光明:您下放种棉花是在什么地方?
冰心:湖北咸宁。我在那里干了几个月,后来就被调回作协了,那又两样一点。
傅光明:“文革”初期时您也受到很大冲击吧。
冰心:那当然。可是在我上面还有比我大的,什么夏衍啦,四大名将嘛,批斗会就给我开过一次。
傅光明:这么一比您还算幸运。
冰心:我不是说幸运,我是小,没有他们伟大。
傅光明:建国后您的作品不是很多,您觉得是哪方面的原因?
冰心:有的话不好说。文章不像解放以前登起来容易。还有呢,我不是有《寄小读者》吗,那些容易登。还有呢,解放以后,怎么说呢,我写东西短,都是千字文,也没有写小说什么的。因为现在发表东西没有从前那么容易了,现在写东西得迎合上头的趣味。
傅光明:家里出了三个右派,对您的写作是否也有影响?
冰心:那是很短的时候,很快就摘帽了,因为总理对我们比较了解。第二年就全摘了。
傅光明:对您的心情还是有打击的吧?
冰心:对我没打击。那时候差不多是我的朋友就都是右派,那时如果不划成右派好像就不是我的朋友了。不过是那时候,有的人心眼儿窄,就自杀什么的,我觉得很可惜,比如老舍。
傅光明:这些年,您虽然写的都是千字文,但您呼吁大家都来关心科教,提倡民主,有人看了不喜欢。
冰心:可以说我一辈子写东西可以分作甜、酸、苦、辣。甜嘛,就是《寄小读者》,完全是用一种孩子的心情写的;后来写了点酸的东西。苦的文章就写得少了,现在我专门写辣的东西。
傅光明:您怕不怕写带刺的文章会把有的人扎疼了?
冰心:不怕,我没什么可怕的,我不是已经说了吗,我是“无权可夺,无薪可降,无冠可免”了吗,我没什么可怕的。我现在什么都不怕。还有,人家也不必来动我,我都是快死的人啦。
傅光明:您对现在的小读者们有什么寄语厚望?
冰心:我差不多天天都得到小读者的信,信都交给了文学馆。小孩儿多半都是看《寄小读者》,我很喜欢看他们的信,但是我一封都没法回。我一回起来不得了,我有时候总起来回一下子。他们问我,怎么写文章,都是一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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