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鹰起舞，有龙在后──在美华人从政考
Aug
17
只有中美成为真正的盟国，华人从政才可能成为大规模的现象。
1784年8月，美商“中国皇后”号抵达广州。时值独立战争结束刚一年，美国历经八年抗战，加上英国禁止这个新生合众国在西印度群岛贸易，国内经济一片萧条，不得不四处寻找贸易机会，“中国皇后”就这样开启了至今已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贸易。
次年（1785年），50岁的康熙皇帝却禁止“中国皇后”等外商船队以“进贡”的名义进京洽谈。8月，爱尔兰船长John O’Donnell，开着他的船“帕拉斯”号，从中国抵达美国巴尔的摩，中国船员阿成、阿全、阿官上岸，由此踏开华人在美利坚的足迹。阿官只是低级船员，因此都无人记得他姓什么，他也不会意识到，华人今后也可以在这片土地为“官”，更想不到224年之后，美国的商务最高官员是华人骆家辉，他和华人能源部长朱棣文，双双进京洽谈，以深化两国贸易合作。中美贸易225年，可圈可点，而华人在美从政“为官”之路，也可歌可泣。
虽然阿官三人早在1785年即踏上美国领土，但大规模的华人移民却迟至1848年加州发现金矿之后，中国人这才陆续以苦力的方式进入这个国家。 1852年，2万中国人涌入加州，州长John Bigler要求州议会立刻禁止这些中国苦力归化为美国人，认为鉴于文化、种族和其他差异，这些亚洲苦力无法成为好的美国公民；为了证明所言有理，他提及尚无亚洲人得以归化成美国人。然而，《加州阿尔塔日报》一周后刊登了美国南卡州的华人公民袁生（英文名Norman Asing）的信，以自己亲身经历抗议加州州长之无知。这应当算在美国主流媒体上，华人第一次为自己的民族发出政治的声音。
可惜袁生的声音过于单薄，无法抵抗此后美国长达近百年的排华政策。1852年，加州专门对华人每月征收3美元国外矿工税。1854年，在“加州诉霍尔”判决中，“华人和黑人、印第安人一样，不能在法庭上指证白人”，因此在三名华人目击下杀死华工的白人霍尔，被宣判无罪。这条臭名昭著的判决由此打开了白人对华人的暴力之门。1858年，加州通过法律禁止华人入境。1870年，加州通过法律禁止中国妓女入境。1875年，国会跟着加州，通过法律禁止中国妓女、罪犯、劳工入境。1879年，加州宪法禁止中国劳工移民本州和在政府部门工作，美国巡回法庭规定可以拒绝华人入籍。1880年，加州禁止白人和有所人种的通婚。
之后就是1885年美国《排华法》的出台，禁止华工入境以及华人入籍，此法十年一延，一直到1943年美国成为中国二战盟国时才废除。在《排华法》实施期间，华人成了全美国境内最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的民族，其待遇甚至不如黑人。直至2009年7月，加州才通过议案，正式对那段由加州挑起的迫害向华人道歉，而此时赵美心也已经当上加州的国会众议员了。
不过虽然1943年废除了排华法，每年入籍的华人配额仍有105人之限，再加上麦卡锡时代的反动政策拖累，一直到1965年国会的新《移民归化法》才给予华人和其他民族平等的移民权利。应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整个美国社会才逐步具备允许华人进入主流社会的心理条件和客观环境，至今不过44年。第二年，《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才公正地宣布华人是“模范少数民族”。
今天在美国政坛活跃的华人部长、议员们（美国本土外的夏威夷参议员李硕除外），上大学的时候，无一不是在新《移民归化法》之后：能源部长朱棣文，1948年生；商务部长骆家辉，1950年生；众议员赵美心和前劳动部长赵小兰，1953年生；众议员吴振伟，1955年生。一方面，美国社会已经不再把他们看作是外国人，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开始走出华人先辈被歧视的阴影，真正把美国当成自己的国家，并为之奋斗、捍卫其利益。
华人人口占美国的1.2%，但目前在政坛上的华人却远不及这个比例。相反，去哈佛耶鲁这样的大学、各个机构的研究所看看，华人的比例却出奇之高。这说明，华人从政艰难还有另外的原因。
赵小兰是华人第一个内阁级的官员，人们都期待她能为华社代言，结果她在任内，鲜为华人发声。她的行为说明了部分在美华人的心态，即使从政，也是以一个“比美国人更美国人”的方式进入，尽量不要让人联想自己的种族。而朱棣文的父母是中国大陆人，但却从来不让自己的孩子说中文。这是一些精英ABC（美国生的华人）的成长环境，他们已经很少有中国文化的影子了。他们家里这么做，大概和当年的对华歧视背景很有关系。
而美国是民主社会，从政除了技术官僚聘用之外，更多的需要经过民主选举。政客若试图在选举的时候回避自己的种族背景，大概终归吃力不讨好，因为不但同种族的人不会选你，异种族的人更加不会选你。如果美国华人都像赵小兰、朱棣文这样，难有大规模进入政坛的可能。
骆家辉、赵美心、吴振伟就彻底走出了另外的路，他们参选的时候丝毫不回避自己的华人背景，甚至依靠这样的背景，获得选民认可，或者加强中美贸易而得到选民支持。而他们三人的成功，更加证明了中美关系在改革开放之后的改善。如果中美依然是冷战敌国、中美贸易不是世界最大，他们三人的成功之路会更加坎坷。
不过，他们三人不能代表更多的华人。根据最新的调查数据，在美华人目前有三分之二是第一代移民（这要归功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的对美移民），也就是说，大部分的美国华人是有中国印迹的，汉语也是绝大多数的美国华人的家庭语言之一。增长迅速的美国华人群体，其实美国化的速度并没有增加。大部分的美国华人对中国是有感情的，这就存在了一个所谓“双重效忠”的政治问题。一旦中美发生政治冲突，美国华人群体就要面临极为痛苦的感情抉择。
这样的感情抉择对于欧洲移民、以色列移民、古巴移民、印度移民来说不存在，而拉丁移民也因为本族裔人数达到了总人口14%而不在乎。但对于华人来说，即便奋斗进入政府机构和公职，也会遭到美国社会对其政治忠诚度的质疑。1999年李文和案、2003年关塔那摩的James Lee案，都是仅仅因为当事人是华人，就被怀疑是为中国窃取国家情报的冤案。
“双重效忠”是某种程度上的事实，也是移民本身的特性之一，例如所谓的“以色列游说”都是由在美的犹太政治精英推动的，而印度移民、《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Zakaria，也是美印关系的推动者。但如果“双重效忠”的另一国对象，是不同政治制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就成了一个问题了。
1999年成立的百人会，是贝聿铭等美籍华人为了改善中美关系，而建立的美国华人精英组织，不过很可惜，对美国对华政策和美国主流政治尚无影响，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文化交流的作用。唯一活跃的华人政治组织“80-20倡议“，试图团结各选区华人统一投票以加强华人的声音，在民主党初选的时候，为希拉里在加州取得相当不俗的华人票数，但总的政治影响并不大。
可以想见，只有中美成为真正的盟国，华人从政才可能成为大规模的现象。和鹰起舞，有龙在后，中国是在美350万华人无法回避的巨大背景，他们在美国的政治前景，会随着中美关系涨落起伏。本文转载自纵横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