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感悟

      

        每个强大的民族都乐意把自己居住之地视作中心坐标。 多年前，在一 届全国性的中译外讨论会的分组会议上，曾听到某高校一位英语教员的高见。他说China为“支那”的对音，有轻蔑中国的意思，翻译“中国”一词为英文时应该改用Zhongguo。        我忍不住要反驳说，“支那”在日语里或有贬义，在英语和其他西方语言里没有。该词或者源自古印度对中国的称呼，或者是秦朝的“秦 ”字的音译。如果对外翻译用Zhongguo代替China，在同一篇文章里提到“中国人”和“中国的”该怎么办？莫非要强行输出zhongguoren 和zhongguode以替换chinese？

       我的依据是《辞海》。查“支那”字条，有简明审慎的解释：“古代印度、希腊和罗马等 地人称中国为China，Thin，Sinae等，或以为皆是秦国的‘秦’字的对音。后在佛教的经典中译作支那、至那或脂那等。近代日本曾称中国为支那。 ”老版《辞海》（1947年中华书局出版）对此词的释义要长得多，而且否定与“秦”字有关：

        梵语谓中国为支那，亦作脂那，震旦等。 《宋史·天竺国传》：“天竺表来，译云：‘伏愿支那皇帝福寿圆满。’”《翻译名义集》：“脂那一云支那，此云文物国。”《慧苑音义》云：“支那此翻为思 维，以其国人多思虑，多所制作，故以为名。”按支那或指为“秦”字转音，或云从瓷器得名，皆非也。《曼殊全集·书札集》云：“支那一语，确非秦字转音。印 度古诗摩诃婆罗多中已有支那之名。摩诃婆罗多，乃印度婆罗多王朝记事诗。婆罗多王言尝统大军，行至北境，文物特盛。民多巧智，殆支那分族云云。考婆罗多朝 在公元前千四百年，正震旦商时。当时印度人慕我文物，称智巧耳。”

        据此，则“支那”实为古印度人自创的用于称呼中国的美名。曼 殊大师所言不妄，《摩诃婆罗多》中确实不止一处提到支那。不过问题其实还要复杂一些。胡阿祥《伟哉斯名——“中国”古今称谓研究》力主“支那”得名于“秦 ”。该书第七章《域外有关中国称谓的研究》第二节注24：“在印度古老的梵文典籍中，两部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及《玛奴法典》也记有支那之 名，然而其成书时代却多争论，一般以为晚于《政论》。”据同书，西方诸国记载支那之名，以印度《政论》（Athasastra）为最早。此书作者商那阎 （Chanakya）为公元前320年至公元前315在位的一位印度国王的大臣，后于秦穆公约三百五十年。书中并提及公元前四世纪中国丝已贩至印度。此 外，冯承钧《西域地名》：“支那者，梵文边鄙之称，原为雪山以北诸种之名，后以为中国之号。”按：“鄙”者，边邑也，犹如现代汉语说“边境”、“边界”、 “边远地区”。既然有此一说，那么“支那”即便不是“秦”字的转音，在梵文里虽没有贬义，也谈不上是什么美名。

        流沙河先生曾在《文 汇报·笔会》发表《苏曼殊说China》一文。他倒是说得很干脆：“至今无人能够否认英文China起源于古梵文‘支那’。”他顺便批驳了“或云从瓷器得 名”说：“今之China支那，先是国名。明代中期葡萄牙人贩瓷器到欧洲，称其商品名曰chinaware，若汉译应作‘支那瓦’。陶瓷产品，古称瓦器。 此处ware应是瓦之译音。支那瓦者，中国瓷也。China在ware之前，可知China国名，初无瓷器一义。后来省掉，简称China才小写其字头为 瓷器之义。这已是晚近的事了。”China诚然非从瓷器得名，不过流沙河先生的词源学考证有谬误。英语ware并非汉语“瓦”的译音。据陆谷孙《英汉大词 典》，ware可以是后缀，也可以是独立的词，源自古英语，而古英语中这个词又来自古日耳曼语，与汉语无涉。以小写china指“瓷器”，其实是修辞法里 的“换喻”（metonymy），以产地取代产品。中国瓷器誉满全球，遂以产地中国换喻产品瓷器，乃至泛指所有精美瓷器。同理，北京鸭为西方人称羡，英语 遂以Pekin直接称呼北京鸭（亦见《英汉大词典》）。汉语里也有例可举：龙井产好茶，我们到茶叶店买龙井绿茶，只说“要二两龙井”就够了。

       笔者之所以在本文开头提到那个讨论会上的旧事，是因为近日读法国古伯察神父的《中华帝国纪行》，也涉及此一问题。法国天主教遣使会传教士古伯察 （Evariste Régis Huc，1813-1860）于1839年来华传教，1844年与秦神父 （Joseph Gabet, 1808-1853）从多伦出发穿越戈壁沙漠，1846年1月到达拉萨，两个月后被驻藏大臣琦善驱逐。根据这段经历，他写 了两卷本《鞑靼西藏旅行记》。他与秦神父被从西藏押送到成都后，却受到四川总督保兴的善待。此后他们经湖北、江西，入岭南，从广州出境，一路上备受礼遇。 后一段经历成为两卷本《中华帝国旅行记》的素材。

        却说两位神父抵达湖北宜都，会见年轻的知县。在那个中华帝国的大门刚被西方列强强 行打开的时代，这位僻处内地的官员已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心。他兴致勃勃听完神父们对欧洲诸国的介绍以后，想知道他们怎么称呼他自己的国家。他第一次听到中 国被叫做China，中国人叫做Chinese后，心生疑虑，大致说了下面这番话：

       我们称贵国人为西洋人，西即西方，洋即大 海，人即人民，合起来就是大海西边的人民。如果要描述某些特定的国家，我们尽汉语所能，忠实地传达。因此我们说弗兰西的时候，指法国人。我们有时抓住某国 人的某一特征，如把英吉利人叫做“红毛人”，因为据说他们身上长着红毛。把亚美利加人叫做“多色旗人”，因为据说他们的船只的桅杆上升一面多色条纹的旗 子。相信你们的China和Chinese也是同样，既然并非源于汉语，它们在你们的语言中一定有所指了。【在前文的一条译注中，本书译者转引《鞑靼西藏 旅行记》中译本译者据《筹办夷务始末》引用的《保兴奏严讯在藏所获法人情形折》，内称“盘获弗兰西夷人”云云。文中“弗兰西”三字左侧都有一“口”字。加 “口”旁表示译音，与该汉字原来的意义无关。因此，在记录知县那段话的译文中，为了还原历史真实，“弗兰西”三字也带“口”旁。既然如此，那么知县口中的 “英吉利”三字写成文字也应该加“口”旁，因为当时的清廷官方文件对外国国名译名作此处理并非只对法国。此外，“多色旗人”显然翻译不当，也不像口语。法 文原文与英文译文必是翻译中文“花旗”，中译本没有还原。】

         知县这段话倒是给我一个启发。清廷翻译西方国名，一开始就采用音译，而 且颇用了些好字眼。英国为“英华”之国，法国为“法治”之国，德国为“有德”之国。“英吉利”则为好上加好，“美利坚”更了不起，既“美”复“利”更“坚 ”。可能为了避免臣民误解这些国名本来就是美名，如我们的“大元”、“大明”、“大清”，官书上才为有些字加了“口”字旁。这种做法既画蛇添足，又行不 通，后来自然取消。近代知识开通，我们知道这些国名皆是译音，与汉字的字面意义无关。不佞妄加猜测：古代印度，最早用本身另有其意义的“支那”译“秦”字 之音。后之印度人不察，忘其起源，遂以为这是他们自己给北方那个大国取的名字。

        回到我们的神父。为了防止知县认为China和Chinese这两个词暗含讽刺或恶意，神父作了解释。原文很长，实际上相当于一篇考据论文，而且涉及多种语言的细节。作为诚实的回忆录作者，神父声明，当时他对知县没有说那么多。笔者在此更不便照录，述其大概而已。

       神父说，这两个词毫无疑问，确实是中国的本土货。中国人向来以执政王朝来称呼他们的国家。所以在远古时候，他们称自己为唐、虞、夏。在汉代称汉人，唐代称唐人，到了清代则称清人。

        我们把这个伟大的国家称为China，其实这个称呼在东亚已被广泛使用。我们从马来人那儿把这个称呼借了过来，他们管中国叫Tchina。马来人早在公 元前三世纪中叶就与中国人相交往，那时著名的秦始皇统治着中国南方和东京，甚至远征到交趾支那。秦朝的时候，马来群岛上的人们由于与上述国家有直接往来， 就与自称秦人的中国人打上了交道。马来人并不知道，秦字的各个字母是什么，就把它读作了Tchina，在后面加了一个a的音。后来那些把葡萄牙商船带入中 国港口的舵手和海员，也都是马来人的后裔，所以自然地，葡萄牙人便采用了他们的向导们对中国人的称谓。最初的欧洲人因此把中国叫做Tchina。后来根据 各个国家不同的语言习惯，这个名称稍有改变。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与印度最初的交往始于秦朝。和马来人一样，印度人把这个称谓改成了 Tchina，他们还用ths代替了tch。阿拉伯人从印度人那儿借来这个词，把它写成Sin-Sina，以符合他们的语言习惯。以前用来称呼中国人的拉 丁词Sinae-Sinensis很有可能就是从中衍生出来的。【按：法国殖民时期称越南的大部分地区为“东京”，最南部以西贡为中心的地区为“交趾支那 ”。】

        可敬的古神父首先肯定“中国与印度最初的交往始于秦朝”，这里他有点混淆秦国和从秦始皇开始的秦朝，在此不予细辨。不过我乐 意相信神父作为西方人对China一词的起源的说法。他梳理出一条较晚的传播路线：马来人——葡萄牙商人——欧洲人。这以前，根据古神父的说法，欧洲用于 称呼中国的拉丁词Sinae-Sinensis同样源自“秦”字。再早，在中国汉代，中国商贩通过丝绸之路与波斯和罗马帝国的商人互换货物。希腊人称丝蚕 为ser，称出产丝绸的国家为Serica。China并非得名于瓷器，Serica倒是源自丝绸。

        然后，谈到“中国”一词应如何 理解，古伯察神父所持见解颇为通达，不过在考证上有点缠夹二。他说：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称呼颇多，最古老、最常用的就是“中国”，即中心帝国。“中国历史 学家将这个名称追溯到成王，周朝的第二个皇帝。这个时候当时中国实行封建制，整个国家分成了若干个诸侯国。成王的叔叔周公把他的分封地洛阳叫做‘中国’， 因为它坐落在其他诸侯国的中间。从此，皇帝统治下的帝国的土地，或部分或整体，都称‘中国’。关于这个称谓的起源，只有这个说法正确。但在有关中国的大多 数欧洲出版物里，人们嘲笑这个称谓，并以此推断中国人完全不懂地理。然而更确当地说，是我们不懂他们的传统。”

        想必神父没有对宜都 知县说这段话，否则他留给知县的博学印象将大打折扣。他没有弄清楚，周公的封邑在周（今陕西岐山），而不是洛阳。周公平定管叔、蔡叔和霍叔的叛乱后，营造 洛邑（今洛阳）为东都，大规模分封诸侯。若是他因为自己的封邑在洛阳，就把洛阳叫做中国，倒是真的犯了僭越之罪，三叔讨伐他也就名正言顺。事实是，还是引 用老《辞海》：“我国昔时建都黄河南北，别于四方之蛮夷戎狄，自称为中国，以中外别地域之远近也。”其次，中国君主称皇帝始于秦始皇。周朝称王或天子，不 称皇帝。神父有谬误或下笔不严谨，译者理应这些地方作一说明，以免误导。

        其实，每个强大的民族都乐意把自己居住之地视作中心坐标。如果“支那”在梵文里本是“边鄙”的意思，那么显然古印度人把自己的国家看作见闻所及的地域的中心，我们中国人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他们的“北夷”。

       行文至此，正好回过头来说说“支那”在日语里是否蔑称。根据日语学者的说法，日本历来用中国当时的国号称呼中国。满清入主中国后，他们称中国为清国。十 八世纪初，日本学者接受“兰学”，将九世纪初通过佛教传入的“支那”一词与西方的China相对应。明治维新后，日本“脱亚入欧”，开始用“支那”替换原 有的各种称呼。甲午战争后，日本强大，视中国为可欺，开始蔑视“支那”。另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如果承认中国是“中央”之国，日本自己就成了“东夷 ”。（有关这个问题，日本自己的学者也表达过客观的看法。据胡阿祥书第七章第二节注33，堀敏一著《中国和古代东亚世界》指出：中国一词，指出全土的中央 部分是原义，将其解作天地的中央，与天下观有关，是后来出现的思想。中国两字，本来也无轻蔑[别人]的意思，只不过是用以表达当时人们的地理感觉罢了。） 由于中国舆论觉察到日语“支那”隐含不友善的意义，表示强烈不满，后来日本虽在正式外交场合弃用，但在其他场合仍广泛使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 败，“支那”一词才从日语正式场合全面退出。

转帖自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