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感悟

这并非赞成非法，鼓励残虐，只以事已发生，不可逆转，我们与其

永远怀记着当日仇恨，不如珍视以牺牲作代价所获之成果。

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伏尔泰见到1755年里斯本之大地震，不

仅对基督教无信心，还执问上帝这一个观念：要是上帝慈悲为

怀，何以会让这种惨剧发生？我们今日看来，则是逻辑属于人类

活动的工具，神学与宗教思想则须以神秘主义( mysticism)作

主，两者无法混同。即是本书的读者，看到宇宙从“一声大响”而

开始，以后数十亿年后太阳上的能源用断而整个太阳系统覆灭，

此中意义何在？这不是历史学家能作主答复的问题，我们只能

归而求诸次。我们知道人世间从短时间看去，确有不公平不合

理之情事，即有如上述贩卖奴隶、使用童工等都是。可是从长远

看来，这些情事都已被革除放弃。又如我和内人上一次往欧洲

旅行，时值法国大革命之200周年，我们的法国朋友尚对两个世

纪以前之事觉得惶愧，我们即主张他们不要强调断头台上将妇

女、儿童及佣人不分皂白牺牲情节，而注意于大革命带来的“自

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表现于1804年的《拿破仑法典》，此亦即

重视历史之长期的合理性。我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书内

叙法国，也是从此着眼。

中外人士近几十年来介绍儒家思想与文教传统，重分析而

不重综合，将其细处论得莫测高深，其紧要之处与实用之处反又

遗漏，历史教学又将1800年前后割为两段，讲得互不关联，因之

发挥传统文教者则不究现局，研究现局者则不提文教传统。我

们当对亨廷顿教授暴露此中关键感谢。《文明的冲突》一文仍主

张西方应对其他文明之宗教哲学最基本的想法具深切之了解，

并及于其人民因之对其利害之看法。借此句写在文之末端，而

作者已对儒教及伊斯兰文明作有负面之判断。

《外交事务》夏季号之后，秋季有一文，题为“中国之兴起”

(The Rise of China)，作者克利斯托夫(Nicholas Kristof)为前

《纽约时报》之特派员，文称“中国非做坏事（之国家）亦非叛徒

（国家），但是他野心雄勃”。作者将今日中国比如本世纪初期之

德国，因统一为民族国家后，借经济力量旺盛，有心经营远洋海

军打破国际间之旧平衡也。克指出将来可能用兵之地一在南中

国海，一在台湾海峡，另一可能在与日本争执之钓鱼岛。此文较

切现实，亦更令人猛省。

多年以来，我一直相信，两个人，如果第一次见面感觉太好，那他们的友谊决不会持续太久，恰恰是那些在漫长的交往中树立起来的感情，反而是最靠得住的。在 1983年以后，我更加相信这一点，而促使我相信这些的，是西田裕司先生。

　　1973年，是舟木柃先生说服了我的父亲，将我带到日本。10年后的 1983年，在经历了“假护照事件”之后，舟木柃先生依然怀着对我的相信，建议我重返日本。于是，我身负着过去的不名誉事件回到了对名誉看得格外重要，不能容忍任何越轨事件的日本，而担任我的助理的，就是对我的重新归来持反对态度的西田裕司先生。我们的合作持续了九年。我们犹如手足。

　　在日本推出的第一张专辑是《偿还》。在样片完成以后，没有人愿意为我这样一个有着不名誉过去的女人推广唱片，人们任由那2000张样片搁置在办公室里，仿佛那是瘟疫的发源地，稍一碰触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没有电台、电视台愿意接受它，也没有报纸和杂志愿意提到它，我陷入一种令人发笑的状况之中。

　　《偿还》的宣传是怎样开始的呢？那里面浸透的是西田裕司的情谊，我不能不提到。那时有个收视率很高的节目，专门播放孩子们的歌唱，那个节目，叫《骄傲的小嗓子》。西田裕司让他的女儿参加了这个节目，她演唱的，就是《偿还》，一首并不适合孩子的歌，只是，按照惯例，在孩子的演唱之后，要播放原来歌手的演唱，我的——我们的《偿还》就这样第一次遮遮掩掩地出现在电视上。第一次的成功鼓励了我们，接下来，我们如法炮制，这一次，我们瞄上的是富士电视台的《我们是滑稽族》，滑稽演员模仿我，在节目中唱了《偿还》。就这样，逐渐有人知道了《偿还》，并且在唱片店里搜寻，然后，这种搜寻成为一种更大范围内的活动，有更多人加入，电台和电视台被这种热情鼓动，也加入其中。

　　1984年，《偿还》卖到了380万张，那就是说，每30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个买了《偿还》。

　　1985年的春天，我的专辑《爱人》推出，在一周内它销出了390万张，10周时间，它一直在排行榜的第一位。

　　不能不提到“日本有线大奖”和“红白歌会战”，它们存在于我的记忆里，和我因为它们而获得荣誉没有关系，它们是我记忆中温润的一部分，我愿意将它们记住，并且提起。

　　1985年的10月，我在NHK音乐厅举办了一场演唱会，11月，我得到“日本有线大奖”的金奖，这是我第二次得到这个奖，12月底，我参加了“红白歌会战”。1986年，“日本有线大奖”的金奖第三次被我赢得，年底，我再次出现在“红白歌会战”中。然后，是1987年，我再次在“红白歌会战”中演出。

　　从那个时候，我明白，只有我所献身的歌唱，从不曾将我遗弃，我失去的，我必得到，我得到的，我必拥有，我不再爱什么人了。

　　即使已经洞察了爱情，我还是在歌唱爱情，因为我自始至终从没有对“爱”有过哪怕一丝一毫的怀疑，只是，我的爱，它太高了。在1986年，我唱了《我只在乎你》，它卖出了200万张。这一年，我得到“日本唱片大奖”，距离西田裕司和我怀着屈辱离开上一次大奖的会场，时间过去了两年，终于得到它，心中只有淡淡的欢喜和疲倦。

 这一次湖南的南军捉到陆鸿逵，搜出北方勾通程潜的信三件。

一封是薛大可的，内说：“合肥久已视我公若长城。”又说：“合肥将

来对于我公必以待亲信者待之，且将引为唯一之亲信人。”又说：

“合肥已允我公拍发电后即时接济湘军饷项。”一封是曾毓售的，也

提到“合肥待人之诚，倚任之专”。请问这个合肥是谁？难道是那

个久已下台的合肥吗？他既不是内阁总理，又不是阁员，居然可许

程潜“勋业未可限量”，居然能“接济湘军饷项”，这可怪了！

前年我回家乡，有人来谈，可惜黎大总统退位了。我问他何以
可惜？他说，自从黎大总统即位以来，我们徽州的五谷丰登，几十
年来不曾有过。我听了叹气开口不得。前些天北京下了一天雨’
我在街上听见人说这雨是宣统皇帝求下来的。我听了心里想，可
惜步军统领拣的求雨日子迟了三天，这件精诚格天的大功德竟被
宣统皇帝抢去了。

①中国古代哲学史料问题②逻辑学史③儿童心理学
（乙）国文学门
①清代考订学②文字孳乳之研究 ③文学史编纂法
（丙）英文学门
①诗(Vietorian Period) ②近代名剧(Vietorian Period)
(2)共同研究
（甲）哲学门
j。①审定译名
（乙）国文学门
①字典编纂法②语典编纂法③今韵之研究④方言
之研究
（五）理科研究所“随后由理科学长与各门主任决定发布”
（六）以上各门研究科目如有程度适宜之学生愿研究某科不
在上列之内者可随时酌增

在中国，鲁迅学是一门纠缠于文学、历史与政治之间的大学问。为鲁迅作传者不知凡几，争当鲁迅传人者千帆相竞，可大多数人只得鲁迅之形，得其神，尤其是那份在乱世之中挺拔不屈的风骨，不过寥寥二三子。
而林贤治先生正是其中之一。
林先生所撰鲁迅传记有二：《人间鲁迅》、《鲁迅的最后十年》。前者将鲁迅拉下冠冕堂皇的神龛，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后者则借鲁迅之酒浇自我心中郁积的块垒——这一种写法尤其艰难，作者与传主的心气若不能相通，必将导致浮躁的误读与僵硬的扭曲，最终两败俱伤。 (more…)

我作这一篇文的本意，其实是想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又因为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总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但何以大模大样，用了这九个字的题目呢?这有两个理由：

第一，中国的“圣人之徒”，最恨人动摇他的两样东西。一样不必说，也与我辈决不相干；一样便是他的伦 常，我辈却不免偶然发几句议论，所以株连牵扯，很得了许多“铲伦常”“禽兽行”之类的恶名。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 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但祖父子孙，本来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桥梁的一级，决不是固定不易的。现在的子，便是将来的父，也便是将来的祖。我 知道我辈和读者，若不是现任之父，也一定是候补之父，而且也都有做祖宗的希望，所差只在一个时间。为想省却许多麻烦起见，我们便该无须客气，尽可先行占住 了上风，摆出父亲的尊严，谈谈我们和我们子女的事；不但将来着手实行，可以减少困难，在中国也顺理成章，免得“圣人之徒”听了害怕，总算是一举两得之至的 事了。所以说，“我们怎样做父亲。”

第二，对于家庭问题，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二五、四十、四九)中，曾经略略说及，总括大意，便 只是从我们起，解放了后来的人。论到解放子女，本是极平常的事，当然不必有什么讨论。但中国的老年，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决定悟不过来。譬如早晨 听到乌鸦叫，少年毫不介意，迷信的老人，却总须颓唐半天。虽然很可怜，然而也无法可救。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 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

……

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

简要内容：刘文典最初以狂傲著称,其实他是一位博学多识、思想独立、人格独立的国学大师。当时研究红楼梦的人很多,像胡适、蔡元培、吴宓等,在名家荟萃的研究领域,刘文典居然能争得一席之地,由此可知他在文学方面的造诣。

刘文典最初以狂傲著称,其实他是一位博学多识、思想独立、人格独立的国学大师。

“提起总理,我和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呢。青年学生虽说风华正茂,但不等于理性成熟。些微细事,不要用小题目做大文章。如果说我是新学阀的话,那你就是新军阀!” (more…)

《红旗照相馆》是一本很独特的书。对于我来说，最震动我的，并不是书中那三百多张珍贵的史料照片，也不是那些尘封已久的档案资料，更不是书中所提到的那个年代的是是非非，最震动我的，是那些照片背后的故事，以及那些拍摄这些照片的人和那些因为这些照片而改变了的人生。

比如贾化民，书里有一张他的照片，儒雅有气质，符合他的“资本家”家庭成分。他是《中国青年报》的摄影记者，1958年，他去看了“大跃进摄影展 ”，完后写了一篇247字的观后感，说“在全部展品中，还选不出一张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图片”。很快，由中国摄影学会牵头组织，批评逐步升级，其中最具杀伤力的是他在摄影组的其他5位同事对他的联名揭发。贾化民终身未婚一生坎坷，但更冤的是当时批评他的陈正青。陈1936年就参加了红军，属于典型的革命队伍中培养成长的摄影干部，其著名作品“开国大典”为他自己奠定了在摄影界的江湖地位。他批评贾化民在对待“大跃进摄影展”问题上“政治麻木”，可后来他却因为“政治麻木”付出了更惨重的代价。1966年，他遭同事揭发，整理照片时，按年代排列，竟然把蒋介石的照片排到毛主席的前面！抄家，审问过后， (more…)